何立波：1950，蔡孝乾如何倾覆了整个台共

原题

1950年，蔡孝乾变节。

与台湾地下党

作者：何立波

在台湾共产党的辉煌历程中，蔡孝乾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深植于这片宝岛台湾的土地，早年便投身于台共的事业，并荣获中央常委的荣誉职务。他毅然投身于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在抗战岁月里，更是身担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等众多要职。抗战胜利之际，蔡孝乾受命秘密返回台湾，肩负起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重任。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蔡孝乾不幸被捕，背叛了党的使命，其行径导致台共组织被彻底曝光。变节之后，他长期服务于国民党保密局，专研“匪情”，并获得了少将军衔。蔡孝乾的一生，波折跌宕，其传奇故事至今仍让人唏嘘不已。

叛变后的蔡孝乾

长征中唯一的台共党员

蔡孝乾，生于1908年，台湾彰化县花坛乡这片土地上。自幼年六岁起，他步入了彰化公学校（即台湾子弟小学）的校门。在那个年代，日本统治当局强制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而蔡孝乾在公学校接受的便是所谓的“国语”——日语教育。1922年，学业有成后，他毅然选择留校，担任代教员，投身教育事业，全身心投入其中，为期一年。

1924年春，蔡孝乾步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雄伟殿堂，踏上了他学术探索的征程。该系由卓越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先生亲手创立。此间，曾执教于此的，还包括了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众多知名的共产主义者。至于任教者，则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众多杰出人才。在这所大学浓厚的学术气息中，学生们在瞿秋白等先贤的感召下，对社团活动尤为重视。正是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蔡孝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台湾左翼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热衷于投身于学生团体的组建，并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抗议活动。

1927年炎炎夏日，共产国际采纳了布哈林所起草的《针对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该方针随即被日本共产党正式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方针中的第十三条——“殖民地实现全面独立”，将朝鲜与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指导任务，视为日本共产党责无旁贷的使命。次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七位台湾籍同志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当时称作“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共中央的代表彭荣出席并主持了此次盛会，有学者推测，这位“彭荣”或许正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化名。紧接着的4月18日，林木顺、林日高与蔡孝乾三位同志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委，其中蔡孝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

自台共成立之日起，该党便持续加强了对工人与农民群体的组织与领导。谢雪红，出身于童养媳之家，在摆脱封建枷锁后，亦投身于党的怀抱。在台共的持续奋斗下，各项事业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党内矛盾错综复杂，纷争频仍。1928年4月25日，谢雪红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随即被押送回台湾，直至6月初才得以获释。为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蔡孝乾与几位台共干部秘密乘坐船只离开台湾，抵达福建漳州，并在石码中学、龙溪女中担任教职。为维持生计，蔡孝乾曾短暂担任公路工程处的临时职员。他与中共组织的联系仅限于横向，而在工作层面，则直接接受设在上海的台共总部的领导。

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东征的队伍抵达漳州城。至4月24日，两年前曾以“巡视员”身份与蔡孝乾有所往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李文堂，特地前来拜访蔡孝乾。李文堂，一位来自海南岛的岛民，出身于海员，且曾积极参与1924年的省港大罢工。他的此次到访，目的在于邀请蔡孝乾一同前往中央苏区共事。蔡孝乾荣幸地受到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接见。罗荣桓热情洋溢地表示：“欢迎您加入红军，投身革命伟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亟需文化人才的加盟。尽管苏区的物质条件相对简陋，生活条件亦较为艰苦，但只要您愿意承受些许困苦，您的工作将会充满无穷的乐趣。”罗荣桓进一步透露，由他亲自主编的《红色战士报》即将交由蔡孝乾负责。

胡底，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英才，曾投身于上海的“左联”戏剧运动。踏入苏区之后，红军的戏剧活动便由他一手引领。岁月如梭，蔡孝乾在回忆录中不禁感慨万千：“红军攻克漳州，对我而言，无异于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不仅带来了生活层面的转变，更是意识形态上的革新。自那日起，我便与‘红色战士’的队伍紧密相连。”

一部系列宁所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另一部则为当时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的著作《国家论》，此书以平易近人的笔触对列宁的学说进行了阐释。周恩来嘱托蔡孝乾先行翻译列宁的著作，但蔡孝乾却因身边缺少日文词典而感到棘手。周恩来安慰道，待抵达瑞金的叶坪，中央教育部便能提供所需，彼处正筹备成立中央图书馆，大量日文藏书亦刚从漳州运抵。蔡孝乾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

在向江西瑞金进发的征途中，蔡孝乾与同伴们历经长途跋涉，汗水浸透了衣衫，喘息声此起彼伏。恰逢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路过，见此情景，他主动提出让蔡孝乾等人轮流骑乘他的骏马。1932年6月23日，中央苏区成功举办了“反帝总同盟”的首次代表大会，蔡孝乾被选为总同盟主任，张华担任组织部部长，张爱萍负责宣传工作，邓颖超等35人则成为了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也积极参与“反帝总同盟”的工作，与蔡孝乾频繁在深夜进行深入的交谈。

蔡孝乾在中央苏区度过了超过两年的时间，期间他得以与众多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杰出人物。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蔡孝乾以个人的亲身见闻为依据，并融合了丰富的历史背景，细致入微地记录了当时中央苏区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土地斗争、查田运动、扩红运动、财经运动、劳动政策、文教事业、肃反运动以及合作化运动等，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

1934年深秋，蔡孝乾毅然投身中央红军，迈出了长征的坚定步伐。在这段充满艰辛与考验的征程中，跋涉于辽阔的草地无疑是其最为困苦的章节之一，无数党和红军的勇士在此路途中英勇捐躯。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意志，蔡孝乾始终紧跟大部队的步伐，最终实现了这一史诗般的壮举，抵达了陕北。蔡孝乾因此成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台湾共产党干部——这一经历，对他而言，是无可比拟的政治财富。在长征的岁月里，他与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蔡孝乾后来回忆道，他曾在叶剑英的指挥下，与中央纵队一同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他亲身见证了红军在渡湘江战役中的悲壮一幕：“伤员一批批被紧急送往后方……那时，红五师已经失去了师参谋长、两位团长以及一位团政委，他们英勇牺牲；另有两位团长和一位团政委身负重伤，连、营级干部的伤亡也极为惨重……”

自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日起，蔡孝乾便毅然随八路军总部踏上山西抗日前线的征程。1938年，他受命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一职，直至1939年。在此期间，他负责管理日军俘虏并开展对敌宣传工作，坚守在太行山前线，积极发动对日军及汪伪军队的心理战。随着前线战况愈发紧张，依据党中央“保存干部”的方针，蔡孝乾最终被调返延安。

蔡孝乾（抗战时期）

中共台湾省工委过于乐观

1933年，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实施了严厉的查禁与消亡政策。在这场政治动荡中，台湾共产党，虽然作为日共的分支，在中共的支持与隐蔽下，幸运地逃过了劫难。二战的硝烟散去，台湾重返祖国怀抱，台湾共产党也随之融入了中共的组织架构，成为直接受中共中央领导的省级党组织。中共中央在延安设立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委派台籍干部蔡孝乾担任负责人。蔡孝乾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调派林英杰、洪幼樵和张志忠（三位均为台湾嘉义人，当时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任职）等人秘密返回台湾。

1946年五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于台岛正式宣告成立。蔡孝乾被委以重任，担任书记一职，陈泽生则荣任副书记，同时兼任组织部部长，洪幼樵则肩负起宣传部的领导职责。陈泽生与洪幼樵成为蔡孝乾最为信赖的两位助手。（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陈泽生便已加入中共，并在左翼作家联盟中积极活动。他随蔡孝乾来台，已是一位拥有十数年党龄的资深党员；洪幼樵则在抗战期间在福建地区参与游击战，积累了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七月，蔡孝乾重返台湾，全面接管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工作，地下党在台湾的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蔡孝乾自离台已历十八个寒暑，故土面貌已是焕然一新。鉴于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尚感生疏，他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老台共党员的联络之中，力图壮大组织，但成效并不十分显著。据国民党情报治安部门公开披露的资料，直至1947年“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夕，台湾省工委吸纳的党员仅有70余人，其在起义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亦颇为有限。然而，自起义之后，组织的发展势头迅猛。至1949年底，党员人数已激增至1300余人。

在1949年的关键时刻，蔡孝乾率领下的中共台湾省工委实行了双管齐下的战略部署。一方面，他们坚定不移地遵循统一战线的合法路径，巧妙地将党组织渗透至国民党政府的各个部门，通过策划工潮和学潮，搅动台湾的社会秩序，旨在孤立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他们积极策划并运用游击战术，利用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的普遍不满情绪，在各地秘密组建了所谓的“武装工作队”，旨在发动起义，企图夺取政权，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同时，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扩大组织规模，以增强自身的实力。

“台湾的解放指日可待，其实现是必然且在即。此解放过程，主要仰赖人民解放军从外部发起的强大攻势……而我方组织的使命，即是迅速而切实地集结力量，以与解放军的作战行动形成有力配合。”

“老郑”第一次被捕，

吴次长曝光

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12月，台湾当局正式设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一职。此后，国民党军警针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了有力的破坏活动。自1950年1月起，军警陆续对台共地下党员进行逮捕并予以处决。

“郑老人在哪？”这疑问如同点燃的导火索，瞬间引发了一场灾难，导致包括他在内的44位地下党员被捕。钟浩东与妻子蒋碧玉，以及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位部下，在台北遭受极刑，被判处死刑。

蔡孝乾，人称“老郑”，但其真实身份，钟浩东却并未明言。此举不禁让谷正文心生警惕，他敏锐地察觉到“老郑”非同凡响。不久，台共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党员李汾不幸被保密局特务抓捕。为了钓出更大的鱼，谷正文故意放过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为自保，李汾秘密返回保密局高雄站传递情报。他透露给谷正文，其上级已与他约定，10月31日在高雄市农会前会面。正是这一情报，导致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的被捕。特务在陈泽民身上搜到记事本，其中再次出现了“老郑”的名字。面对特务的严刑逼供，陈泽民虽不愿透露“老郑”的身份，但终究抵挡不住压力，被迫吐露出“老郑”藏身之处——台北市泉州街26号。保密局随即派遣一组人马，在屋内外隐蔽处轮班守候，潜伏了一个多月，却毫无所获。

我并未抱有期望，认为友谊的攻势能够迅速赢得蔡孝乾的信任，因为我对他的个性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与台大的四位学生截然不同，党龄悠久，党性坚定，除非我能找到他真正的弱点，否则友谊的攻势恐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如此，我并不急于求成。只要他——我的直觉告诉我，他要么是台共的首脑，要么至少是核心领导层的重要成员——落入我的掌控之中，间谍肃清的任务便可迅速完成。

“一想到那牛排的诱人滋味，我的内心几乎要为之狂热。”他毫不犹豫地指定了目的地，那就是台北最负盛名的波丽露餐厅。在饱尝佳肴之后，他满怀感激地提议，为了表达这份感激之情，他愿意引领他们寻找到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那三个立功心切的年轻特务欣然接受了提议，由“老郑”担任向导。然而，当他们踏入一间昏暗的厂房之际，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老郑”竟然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21世纪初，台北波丽路西餐厅

在蔡孝乾被捕之时，其公文包中的记事本上显眼地标注着“吴次长”的名字，这一发现瞬间揭示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的真正身份。鉴于吴石地位显赫，且与保定军校的校友陈诚以及时任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关系密切，保密局并未贸然采取行动。然而，蔡孝乾的背叛让保密局在他身上找到了一张拾元新台币，上面记有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之一便是他与华东局特派员朱枫的直接联络号码。1950年2月底，保密局的特务突然闯入吴石的住所，以有人指控他涉嫌共产党为由，要求他前往队部接受询问。吴石立即予以驳斥，特务在搜查结束后，带走了他的妻子王碧奎。经过审讯，王碧奎承认“老郑”频繁到访吴家，导致吴石的地下党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对吴石实施了逮捕。

吴石是如何潜伏进国民党高层的呢？1947年至1948年间，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吴石中将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革命。同乡好友、地下党员吴仲禧介绍吴石参加进步组织“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被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石亲笔写信给他的学生、“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请李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任时，出来接待的李树正见信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的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暗中把部队驻地、番号、兵种及主要部署记录下来，托病回后方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汇报。

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吴健成子

1948年秋季，白崇禧与陈诚下令，将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所藏的五百箱关键军事机密档案转移至台湾。对此，吴石表达了反对意见，并提议将档案暂存福州，理由是福州地处要冲，既便于向前推进至京城，又便于向后转至台湾。吴石当时已预知自己将被任命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并计划在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将这批至关重要的资料献给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他派遣随从参谋王强等人负责押送，于1948年12月下旬将机密档案安全送达福州，并妥善保管于山戚公祠的大殿之中。翌年5月，吴石正式履新后，国民党高层再次电令，要求迅速将福州所存的军事机密档案运往台湾。吴石以“军运繁忙，调船困难”为由，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和军事图书应付差事，实则将全部绝密档案秘密转移至仓前山福建省研究院的书库中藏匿。

1949年6月，蒋介石亲自莅临福州，主持一场重要的军事会议，并提出了坚守福州、共同抵御台湾进犯的战略部署。吴石凭借其卓越的智慧，巧妙地挫败了蒋介石在福州修筑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企图，从而保护了市民，使其免受劳役之苦。他巧妙利用谢筱廼作为情报传递的渠道，成功传递了众多关键信息。同年7月，吴石历经曲折，从广州经香港辗转来到香港，找到了吴仲禧，并向其告知自己已被调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的消息。吴仲禧曾建议他，若不愿赴台，可以留下，转而前往解放区。然而，吴石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成熟，对人民的贡献尚浅，如今既有机会，个人的风险自然微不足道。为了消除一切嫌疑，他决定携带夫人王碧奎及两个幼子一同赴台，而将长子韶成和长女兰成留在了大陆。1949年8月17日，福州宣告解放，那298箱保存完好的军事绝密档案，得以完好无损地献给了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吴石台北留影

在笔记中详细记载真实姓名与职务，实为潜伏战线的重大禁忌。身为资深台共领导者的蔡孝乾，理应谨防此类低级疏忽——然而，正是这一轻率的举动，导致抱负未酬的吴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日，谷正文得知蔡孝乾隐匿于嘉义乡间，随即指派曾负责押送他的特务进行追踪。特务们乔装成农夫，抵达后于乡间小径上瞥见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仔细辨认，果真是“老郑”。原来，蔡孝乾在乡野中熬过了两个月的艰难时光，苦不堪言，心生一计，意图前往镇上的西餐馆一解馋困。1950年3月中旬，在第二次被捕之际，蔡孝乾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叛，并愿意交出所有地下组织的秘密情报。他仅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希望与他共同生活了两年的16岁妻妹马雯娟能一同被关入监狱。谷正文对此未加犹豫，即刻应允。

五十年代初叶，在我国大陆，蔡孝乾的配偶马惠玲（正居照片中央）曾与台共党员合影作为纪念。随着蔡孝乾叛变真相的揭露，马惠玲随即被流放到云南，自此之后，她的行踪变得鲜为人知。此张照片由台共的后代慷慨提供。

第二次被捕，

供出特派员朱枫

在第二次被捕之际，蔡孝乾透露了遍布台湾的地下党成员名单，名单中包括华东局的特派员朱枫。朱枫又是如何抵达台湾的呢？这一疑问随之而来。

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攻击金门古宁头，由于情报失准，战斗连连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也因情报失准而严重受挫。连续两次失利，使中共高层领导决定，尽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华东局社会部对于派谁去台湾执行这一任务颇费心思。女情报员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朱枫忠诚、机警、成熟，她的继女陈莲芳和女婿王昌诚住在台湾，而且王昌诚又是保密局电讯处处长，他们一直不知道朱枫的真实身份。

华东局社会部的领导们，在作出抉择之际，不禁陷入了一瞬的犹豫。他们心中清晰地记得，朱枫在敌后艰苦斗争、屡次直面生死考验的光辉历程——就在她即将从香港归来，与亲人团圆之时，却再次被赋予了重任，让她承担如此之大的风险，他们的内心实难承受。然而，他们确实未能寻觅到更为合适的人选。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组织与她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并征询了她的想法。朱枫毫不犹豫地表示，她将毫无保留地服从组织的决定。

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照。

1949年10月，朱枫向丈夫朱晓光寄去一封充满深情的信件，字里行间流露着无尽的思念：“我时刻挂念着你们，无论在波涛汹涌的航船上、繁忙喧嚣的街头，抑或在夜深人静的时分，这份思念如影随形……我深刻感悟到了‘人非木石’的深刻含义。”在踏上前往台湾执行潜伏任务的途中，她以亲昵的“兄”字称呼，向朱晓光道别：“兄长需暂时前往菊香之地稍作休息，待两个月后我们再聚首……个人的琐事，请暂且放下。”

朱枫抵台后，暂借前夫女儿之寓所，地点在基隆。翌日，蔡孝乾赴基隆与朱枫会面。数日之后，朱枫与吴石再度相聚。在台湾逗留期间，朱枫与吴石秘密会晤七次。吴石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及金门、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与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与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分析报告，以及现有海军基地的舰艇部署与分布、空军机场及机群种类、飞机数量等高度机密情报，悉数拍摄成微缩胶卷，交予朱枫。朱枫如约，将这批情报转交给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特别交通员，即那位定期在香港与基隆间穿梭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情报因此顺利送达华东局社会部及总参作战部。

四十五日转瞬即逝，使命亦随之画上圆满句点。就在此时，朱枫突然接到了上级的急令，要求她即刻启程返回。她毫不犹豫地购买了回香港的船票，并委托了至交好友，将一封预告归期的家书送往上海。然而，这封信却成了朱枫永别的哀歌。

蔡孝乾落网后，揭露了朱枫特派员的身份。但此时，朱枫已凭借吴石所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悄然无声地重返舟山。毛人凤立刻向保密局驻舟山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发出指令，要求他火速拘捕朱谌之，并将其押送回台湾。保密局对朱枫实施了“生活上予以优待、谈话中给予抚慰、接触时保持和善，以情感为武器进行劝降”的策略，然而朱枫始终未曾向压力低头。

保密局的报告在提及朱枫时这样写道：“……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

初步统计显示，自蔡孝乾投向国民党阵营后，超过四百人被冠以“匪谍”罪名而遭到逮捕，这对中共台湾省工委自成立以来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使得组织几乎面临全面瓦解。1950年的春夏之交，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被捕。蔡孝乾、张志忠、林英杰、计梅真等人均被关押在保密局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管理所。此后的日子里，中共台湾省工委的分支组织无一幸免，遭到严重破坏，共计逮捕1800余人，其中那些坚持不屈者最终均被处决。

1952年4月25日，重组后的台湾共产党在苗栗山区遭遇重挫，逾四百名党员不幸被捕。自那以后，中共在台湾的斗争陷入了低谷。在同一时期，中共在台湾省工委所建立的武装据点亦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位于“鹿窟”的最后一个武装基地，尽管其隐蔽性强，坚守至1952年，最终还是被保密局特务和军警的联合行动彻底摧毁。

1953年，针对台湾境内的地下党成员，国民党发起了一场心理战攻势，巧妙地运用攻心战术展开宣传。

监狱里对蔡孝乾

批判，时机已过。

中共台湾省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坏，有对解放军渡海时间估计过于乐观和岛上回旋余地小等客观因素，但主观指导失当及领导者个人品质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档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在历经延安的艰难岁月后重返台湾，亲眼见证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大陆的差距，随之陷入了对物质生活的沉迷，热衷于与台湾的上层工商界人士交往。妻子不幸离世后，他与年仅十四岁的妻妹马雯娟相依为命。在经济陷入困境之时，他竟不顾纪律，挪用了组织的经费来填补生活的缺口。到了1949年，蔡孝乾竟然向台湾的几位富商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一旦台湾实现解放，他们所提供的资助将得到相应的回报。

在追忆往昔时，谷正文亦谈到了蔡孝乾被捕后的境遇。他回忆道，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地下党干部被捕后，曾在狱中共同对蔡孝乾展开批判。张志忠愤怒地指着蔡孝乾，对其奢侈的生活和道德败坏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指责，尤其是他诱骗年仅14岁的继妹，并挪用一万元美金的工作经费，每日前往波丽露西餐厅享用早餐，午餐和晚餐则于山水亭餐厅品味佳肴，晚餐后更是前往永乐町观赏戏曲……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流露出资产阶级的习气，然而他却胆敢四处炫耀，自诩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

谷正文在提及蔡孝乾时表示：“判断一个人言语的真挚程度，常可从其眼神中窥见端倪。蔡孝乾被捕之初，面对审讯时虽显镇定自若，但他的目光却时常闪烁不定，交谈内容亦频繁偏离主题，对此，我暂且不深入探究。从最初的印象来看，我认为他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颇为强烈。若能持续满足他的物质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便能逐渐影响他的意志，届时，他将无所不谈。”

谷正文在深入分析台共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在我看来，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斗争之所以遭遇挫折，一方面是由于组织成员过于轻率，致使行踪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其领导人蔡孝乾的奢华个性亦成为了致命的软肋。假如当初派往台湾执行地下任务的共产党同志具备周恩来或罗荣桓那样的卓越能力和智慧，或许历史的发展轨迹将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通过对隐蔽战线基本知识的深入剖析，蔡孝乾的行为暴露出诸多致命的瑕疵。据陈泽民、张志忠等人的指控，他不仅不具备领导地下党隐蔽战线工作的能力，甚至难以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媒体上公开发布了一则自首的声明，同时该声明也在电台得到了同步播报。自背叛以来，蔡孝乾曾效力于“国防部”保密局及“国防部”情报局等情报机构，并荣获少将军衔。他的职责主要是指挥撰写报告与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直至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疾病在台湾去世，享年74岁。

蔡孝乾叛变，与妹结婚，育有一子。

蔡孝乾的个人素质固然至关重要，然而，中共台湾省工委对形势的误判，以及由此引发的指导方针的偏差，也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关键因素。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提出党的地下工作应秉持“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周恩来在回顾1942年中共南方工委遭受破坏的教训时，也明确强调地下党不应同时投身武装斗争，因为这两种斗争的指导原则存在根本冲突。无数实践证明，开展武装斗争需广泛动员群众，这不可避免地会使组织和领导者难以保持隐蔽。然而，中共台湾省工委却违背了隐蔽的原则，急于建立武装训练基地，在工人和学生中未经严格审查就大量发展党员，这无疑为敌特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张志忠：谷正文视

“唯一的硬汉”

台湾省工委军事负责人张志忠被捕后，即便遭受残酷的刑讯，他依旧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有一次，蒋经国亲自入狱劝降，并询问张志忠是否有任何要求。张志忠直言不讳地回应：“若要助我，但愿我能速速解脱。”原台湾地下党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在“二二八”事件后前往大陆，成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高度赞扬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坚强支柱。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的刑场上英勇就义。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周密的调查核实，于1999年1月正式追认张志忠及其夫人季云为革命烈士。

原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蔡孝乾的品行让我深感不齿；尽管张志忠最终被判处极刑，但在我的内心深处，他的评价始终高居首位；洪幼樵，不过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文士；而来自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记。

谷正文评价称，在台共党员超过两千人的行列中，张志忠堪称独树一帜的硬汉：“蔡孝乾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的磨砺，尝遍艰辛，却于返台后沉溺于放纵的生活，思想动摇，领导力不复存在。相较之下，张志忠始终秉持武装斗争的信念，广泛接纳‘二二八’事变中的流亡者，建立起多处武装据点。然而，中共中央对此举措持反对意见，认为台湾的山林并不足够幽深广阔，交通亦相对便利，游击战难以有效展开。张志忠与蔡孝乾关系紧张，四人被捕后，蔡、陈、洪相继投降，唯有张志忠一人坚守不屈，即便面对多方诱降，他依然坚定地选择了以生命捍卫信仰。蔡、陈、洪后为保密局聘请为‘匪情研究室’的研究员，而张志忠未曾泄露任何一人或一事……在台共党员两千余人中，张志忠无疑是唯一的硬汉。”

台北马场町公园纪念碑

“五十七年的梦，如梦幻泡影，声名与事业皆化为乌有。然而，丹心不泯，余晖犹在，对先人之怀，泉下亦未忘。”1973年，秉承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民政部正式追认吴石同志为革命烈士。

当朱枫毅然投身于革命事业时，她身着一袭淡雅的淡绿色碎花双绉旗袍，外套一件深蓝色的毛线衣。脖颈与肩头，已被粗绳紧紧束缚。临刑前，她高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在遭受七弹的致命打击后，她英勇地履行了使命，享年45岁。这一事件，成为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首例重大案件，震动了整个台湾岛。

1982年，蔡孝乾去世。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庄严地向朱枫烈士的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朱枫烈士的骨灰在台湾长久飘零。2010年12月，在国家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台湾方面的积极协作下，朱枫烈士的骨灰终获回归大陆，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这批骨灰被护送到宁波镇海革命烈士陵园，于朱枫烈士的灵堂内得以安息。